最近，已经入狱服刑一个多月的香港知名电影人黄百鸣，再次传出近况。
7月25日，黄百鸣旗下艺人栢天男接受访问时透露，公司目前仍然照常运作，个人工作也没有受到明显影响。谈到正在服刑的老板，他表示大家都很挂念黄百鸣，但不方便透露更多细节。至于送日用品等安排，则由黄百鸣的家人负责。
几句简单回应，让外界再次关注这位80岁电影大亨的处境。
过去几十年，黄百鸣一直是那个站在幕后决定剧本、演员和档期的人。如今，他离开公司和片场，正在监狱里服刑，连日常物资也要由家人安排。
这样的身份变化，恐怕连拍过无数喜剧的黄百鸣，自己也没有写过。
黄百鸣此次入狱，源于一宗发生在2017年的内幕交易案。
当时，黄百鸣担任天马影视文化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控股股东。在商讨出售公司控股权益期间，他掌握了尚未公开的交易消息，却在知道胞妹可能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下，怂恿或促使对方进行交易。香港证监会经过调查后，对他提出刑事检控。
案件审讯期间，黄百鸣曾解释，自己在聊天中叫妹妹“尽买”，其实是在说反话，本意是阻止她买入。
不过，裁判官认为这种解释荒谬及牵强，没有接纳他的说法。
今年5月22日，黄百鸣被裁定内幕交易罪名成立。6月9日，法庭判他监禁5个月，罚款逾9.9万港元，并支付合共约37.4万港元的调查费和诉讼费。
裁判官原本以监禁9个月作为量刑起点，考虑到案件拖延多年、黄百鸣热心公益，以及他对香港电影业的贡献，最终将刑期减至5个月。
宣判后，黄百鸣一度获准以20万港元保释等候上诉。
但仅仅过了8天，他便主动到西九龙裁判法院申请撤销保释，随即被收监服刑。香港证监会也确认，他从6月17日起即时入狱，服刑期为5个月。
从电影大亨到囚犯，这个转折之所以令人唏嘘，是因为黄百鸣几乎参与了香港商业电影最辉煌的年代。
黄百鸣早年并不是科班出身的电影人。
他做过办公室工作，也参加过业余话剧活动，后来开始写广播剧和电视台剧本。为了真正弄懂电影制作，他还从场记、搬道具、编剧、制片及副导演等幕后岗位做起。
上世纪70年代末，他与麦嘉、石天成立奋斗影业，之后获得金公主注资，改组为新艺城。
新艺城最有名的，是被称为“奋斗房”的集体创作模式。
麦嘉、石天、黄百鸣、泰迪罗宾、徐克、施南生和曾志伟，经常挤在一间约80平方英尺的房间里想桥段、改剧本。一部电影要经过多人反复“度桥”和“踢桥”，谁的主意不够好，就随时被其他人推翻。
黄百鸣在这个七人小组里的外号，是“乐观黄”。
从创业作《滑稽时代》开始，到《最佳拍档》取得超过2700万港元票房，新艺城迅速成为香港影坛的重要力量。
此后，新艺城出品近百部电影，既有《最佳拍档》这样的商业大片，也有《英雄本色》《监狱风云》等影响深远的作品，还培养和吸引了大批幕前幕后人才。
黄百鸣个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，则是1984年的《开心鬼》。
这部电影源自学生马伟豪创作的舞台剧《朱秀才》。黄百鸣看中故事后，把它发展成一部低成本青春喜剧，并亲自饰演误入现代校园的清朝书生朱锦春。
《开心鬼》后来发展成系列，还捧红了罗明珠、李丽珍、林珊珊等“开心少女”。黄百鸣也由一名主要留在幕后的编剧和监制，变成观众熟悉的喜剧演员。
新艺城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各自发展，黄百鸣却没有离开电影市场。
1992年，他推出《家有喜事》，集合张国荣、周星驰、张曼玉、吴君如和毛舜筠等演员，打破当时的卖座纪录，后来成为几代观众反复重看的贺岁片。
此后多年，黄百鸣继续制作多部家庭喜剧，也监制了《叶问》等作品。
《叶问》入围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，黄百鸣则以监制身份出现在提名名单上。
但随着香港电影市场变化，黄百鸣的身份也从编剧、演员和监制，逐渐变成掌管公司及资本运作的上市公司主席。
2009年，他与儿子黄子桓创立天马电影；2012年，天马娱乐在香港上市。电影生意与资本市场，也从此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。
也正是在出售天马影视控股权益的过程中，黄百鸣越过了法律红线。
这宗案件最具讽刺意味的地方，是黄百鸣并不是一个不懂商业规则的人。
他拍了几十年商业电影，最擅长计算成本、明星阵容、观众口味和上映档期。他曾以一部低成本《开心鬼》发展出长寿系列，也多次凭贺岁片在最拥挤的档期中胜出。
可到了晚年，他却因为一段未公开的公司交易消息，以及聊天记录中的一句“尽买”，失去了自由。
黄百鸣求情时曾透露，自己患过前列腺癌，接受手术后，也曾因为案件带来的压力向精神科医生求助。他还表示准备退休，希望法庭考虑其身体情况及过往贡献。
法庭最终确实把他对香港电影业的贡献列为减刑因素，却没有因此免去监禁。
如今，黄百鸣已经入狱一个多月。
旗下艺人表示公司照常运作，家人负责替他处理日用品，看起来所有事情仍然有秩序地继续。
但对一个习惯控制剧本、公司和电影档期的人来说，真正难以适应的，恐怕正是生活突然不再由自己安排。
黄百鸣曾在《开心鬼》中给几代观众带来笑声，也在新艺城最风光的岁月里，被称为永远往好处想的“乐观黄”。
只是这一次，他面对的不是一部可以修改结局的电影，而是一宗已经判罪的刑事案件。
黄百鸣过去留下的电影，不会因为他入狱而消失；他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，也不会因为那些经典作品而被抹去。
从“开心鬼”到监狱服刑，黄百鸣晚年的这一幕，或许正说明了一件事：
一个人过去的成就，可以成为法庭量刑时考虑的因素，却不能成为越过法律底线的通行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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